国有企业理论上当然是企业，而不是银行，但在现实中国经济环境中却不是这样。中国是一个生产型社会，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投资和生产，也就是第二产业，这一社会经济的结构分型（陈功，2015），就决定了中国整体经济环境中资金比较紧张，各类融资渠道相对第三产业繁荣的消费型社会要窄小的多。尤其是中小企业，一般必须仰赖银行渠道的资金供给，才能维持生产。

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以及贷款文化，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企业，均要求某种形式的资产抵押，而中小企业通常可供抵押的资产微乎其微。尤其是在中小企业谋求重大项目的时候，因为是“以小搏大”，要用企业微弱的抵押资产去获得相对巨大的贷款，更是几乎完全不可能，或者即便拿到资金，资金成本也是极为昂贵。这种情况就会迫使中小企业、试图空手套白狼的财富狂人、仅有技术项目和好主意而无资金的学生创业者、只有发展计划而无资金注入的地方政府，当然还有谋求来中国发财的外籍人员等等，想方设法，用“八仙过海”的方式去“暗渡陈仓”，获得“影子银行”的照顾，从而拿到资金。

实际上，大部分央企已经在政策上推动“产融结合”的契机实现了“金融化”，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资产优势通过直接融资和从金融机构获取信贷支持而获得大量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利用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地位，通过供应链金融等方式获取金融收益。2018年时的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央企布局金融业务，近70家央企拥有各类金融子公司超150多家，目前已具规模的央企金控公司有中油资本、五矿资本、中航资本、华能资本、国网资本、华电资本、中广核资本等，其中，电力系统在金融业务的布局最为积极。

大体来看，融资性贸易、融资性投资、融资性项目，这三类融资游戏形成了当今国有企业的“影子银行”地位。只不过与真正的银行不同，国有企业作为“影子银行”，往往大目标并非是为了简单获取利息，而是以价值交换过程来实现回报，常用的如应收帐款等财产权益、综合运用各种贸易手段、金融工具及担保工具，交易股权和项目等等，最终实现国有企业表面的现金流和资产回报，实现国有资产所谓的“保值增值”。这种模式的存在，实际是利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庞大，用抵押资产的方式从银行获取资金容易，资金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地位，输出资金，提供现金流，因此国有企业实质扮演的角色是中国银行体系之外的一种以企业为名义的“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就有人提倡把国有企业金融控股化，真实的目的就是要对这种灰色的银行地位予以合法化，但只要还没有实现合法化，那么这种“影子银行”的影响，尤其是所引发的巨大金融风险，就会始终存在。

客观来看，国有企业的生存悖论，也是现实的挑战。

实际上，国有企业的现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国有企业的人数有限，行业有限而且非常死板，还有众多公共利益服务的要求。2019年公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从中可以看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对于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是必须要考核的。问题在于，市场是动态，竞争是动态的，成本和价格也是动态的，存在着明显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如“房住不炒”政策如果落地生根，显然就会影响资产价值，因此“保值增值”说起来容易，实际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如果原封不动，采取保守疗法，大概率在竞争条件下是无法实现“保值增值”要求的。一旦要追求一点业绩的话，那么就要动脑筋、冒风险了。更何况国有企业还有政府上下级、“老首长”、“老关系”之类的利益相关方，这些影响也往往是交互式的，有“给予”的成分，也有“支持”的成分，否则国有企业的经营就会遭遇难以克服的困难。

所有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

事实上，国资委在2019年就曾下发过通知：《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试行）》，里面就禁止央企进行融资性贸易，原因国资委研究员也说了，那就是：“这种合作以融资为目的，一旦实际贸易出现问题，资金链断裂，国企则成为最后支付人，承受巨大损失。”以最近影响较大的上海电气为例，上海电气虽然不是央企，但它是隶属于上海市的国企，资产规模近2000亿。它的名下有很多公司，呈现伞形结构，而且都是大公司，比如上海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电气通讯）、中天科技、凯乐科技、国瑞科技等等。其中，电气通讯一把就亏进去83个亿，而其他的公司也存在很大的风险窗口，中天科技，风险金额达37.54亿元；凯乐科技，风险金额37.28亿元；中利集团以及中利电子，风险金额29.39亿元；瑞斯康达，风险金额11.95亿元；汇鸿集团，风险金额5.51亿元；宏达新材，风险金额3.72亿元；国瑞科技，风险金额2.65亿元……。伞形结构之下，这些公司加在一起，预计上海电气整体损失规模在900亿左右。

上海电气的这种情况是有代表性的，当信用扩张时，大国企很容易得到银行授信拿到非常便宜的资金，然而它们并不是时刻都有生意做，或者未必精通怎么做生意，还要担心自己做不好亏本。对他们来讲，大量资金闲置在那里不用可惜，而许许多多真正的市场主体极其缺乏资金。这样一来，他们对彼此都有需求，一方是要把钱拿出去生利，另一方则是需要大量资金去做生意。于是，经济增长保持高速的时候还好办一点，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或者出现了一些“黑天鹅”事件，比如疫情之类的，问题和麻烦就立刻会出现，爆雷很正常。

实际上，中国经济体系中的所谓金融，在相当大程度上实际是一种金钱游戏。资金并非是从银行和资本市场直接进入企业的，而总是要转上一圈，甚至是转上N多的圈子，裹挟着大量灰色交易，一层层地滋生腐败，然后才会真正进入经济体，提供给市场主体，这样的金融是一种病态金融。实际上，凡是伞形结构的国有企业，都有同样的毛病。国有企业改革，越改数量越少，但随着国企数量的减少，集中度也越来越高，结果就呈现出伞形结构，很容易出现“上海电气”这样的问题，可能区别只是“伞大伞小”。

至于金融风险的规模，风险窗口的大小，如果要估计出来一个数字，这个工作实际上一点都不难。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低于6%，那么今后至少有50%的国有企业存在连锁爆雷的巨大风险，或许这个估计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们能够方便地获得相对廉价的资金，在中国的金融资源“流转游戏”中占有特殊优势。这使得中国的国企具有特别的“影子银行”功能，来自国有企业的资金融通则成为一门“生意”。在经济快速增长时，这种生意可以维持运转；一旦经济增速下降或出现意外事件，类似的生意面临的风险立刻大增。当前中国经济整体所处的状况，让很多国有企业“影子银行”站在了风险的边缘。